纳博科夫：我才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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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生日究竟是哪天？
今天（4月22日）是纳博科夫的诞辰，但不是纳博科夫的生日。
嗯？这句话怎么听着怪怪的？从小到大都是数学课代表的译文君，默默推了一下隐形眼镜，察觉到事情并不简单。
在多方查证之后，译文君拿出解答江苏高考数学卷最后一道大题最后一小问的精神，终于搞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修改历法造成了俄历与公历的差异
首先我们要清楚，俄历与公历之间，有10天的时间差。
但由于地球公转的存在，俄历每400年会比公历少3天。只有能被400整除的世纪年（比如1600年、2000年、2400年……），俄历才会置闰，重新变为10天的时间差。
于是，18世纪的俄历比公历差11天，19世纪差12天，到了20世纪，就变成了差13天。
而纳博科夫好巧不巧地出生在19世纪最后一年的俄历4月10日（公历4月22日）。当他过一周岁生日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了，这一年的俄历4月10日对应的公历日期，也变成了4月23日。
所以，虽然出生在4月22日，纳博科夫人生中的第一个生日和之后的每一个生日都是4月23日，和另一位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的生日——同时也是4·23世界读书日——撞了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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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老陀头号“黑粉”？
有两个“生日”的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也常常有双重人格或者镜像形象：在《眼睛》里，斯穆罗夫因为被情敌侮辱而开枪自杀，分裂成两个矛盾的形象，“因为我并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反映我的成千上万面镜子。我多认识一个人，像我的幻象数也随之增加。他们在什么地方生活，它们就在什么地方增殖”，小说的叙述就此展开；在《绝望》里，赫尔曼杀害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流浪汉菲利克斯，企图以此骗取保险金；还有《洛丽塔》里亨伯特与奎尔蒂、洛丽塔与安娜贝尔，以及《微暗的火》里谢德与金波特……
阅读纳博科夫创造的这些双重人格人物或者镜像形象，常常让人想到俄国作家中最擅长这一手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纳博科夫“瞧不上”老陀是出了名的，在《俄罗斯文学讲稿》里，纳博科夫直言不讳地写道：
在我所有的课上，我切人文学的唯一视角就是我对文学的兴趣——也就是说，从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的角度来看。就这一点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可谓相当平庸——他的作品虽不时闪现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陈词滥调的荒原。
这么辛辣的评价，倒是挺符合纳博科夫的毒舌人设。纳博科夫一点也不在乎老陀的忠实读者们的感受，而这又让同时喜爱他俩的读者陷入微妙的两难境地。据说，纳博科夫在大学课堂上发表他挑衅性评论时，两次有学生愤然出走表示抗议。一次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次是因为弗洛伊德。（顺带一提：弗洛伊德恰恰相当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读者亲切地称为“老陀”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纳博科夫嘴上diss老陀，实际上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距离，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近。
首先，纳博科夫与老陀都是普希金的拥护者和自觉的继承者。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的时代已经结束，老陀却坚持肯定普希金的意义，从人民性和世界性两个方面高度评价普希金的进步意义；当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以功利主义文学观念贬低普希金，纳博科夫以一部小说《天赋》有力地回应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共享着普希金开辟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并且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继承这个伟大的传统。
其次，纳博科夫与老陀都把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在《罪与罚》里，人物周围的现实变成模糊的背景，人物内心的现实和人物的内心声音成为重心：重要的不是圣彼得堡，而是行走在圣彼得堡街头的那个青年内心汹涌心潮与自我剖析；纳博科夫塑造人物时同样以自我意识为主导，当他笔下的人物将自己周遭的世界向读者“娓娓道来”时，他们并非在描绘一个正常的世界，而是囚禁着他们那旺盛的、反叛的、欲求自由而不得的自我意识的牢笼。纳博科夫的小说《绝望》最初取名为《欺世者手记》，再加上很多相似的设定，极有可能是对陀氏的戏仿。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组织自我意识的时候，更偏爱复调，而纳博科夫似乎喜欢用独白。
最后，纳博科夫与老陀拥有相近的现实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对艺术有自己的现实观，那些在大多数人看来处于幻想和反常边缘的东西，对我来说恰恰是真实的本质。”陀氏常常将神秘的宗教体验、病态的感受与内心所渴望的心灵自由杂糅起来，在这种特别的状态中感受超凡的真实；而纳博科夫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就某些评论家批评他的作品“是静止的世界，不像每天的现实世界那样分崩离析”回应道：
谁的“现实世界”？什么地方的“每天”？请允许我指出“每天的现实世界”这个短语本身才是彻底静止的，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可随时被观察到的情境，这个情境本质上是客观的，而且无人不知。
虽然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diss常常令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耿耿于怀，但是，身处同样的文学传统之中，他们的共同点也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掩饰地批评，这是他的直爽性格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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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说对抗“简化的蛀虫”
既然聊到“现实”的问题，就不得不提到纳博科夫最显著的风格特点：反现实叙事。纵观纳博科夫用英文创作的小说，除了《普宁》还保留着强烈的现实感，其余的作品都以大胆的实验性著称。
《绝望》充斥着“元小说”倾向，《洛丽塔》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声，《微暗的火》被设定在一个虚构的“赞巴拉王国”里，《爱达或爱欲》更是发生在一个叫“反地界”的星球上。
为什么纳博科夫要如此设定呢？如果按照一般的文学理论，文学作品最终都指向现实生活，那么，干脆将这些故事放置在一个足够“现实”的背景中，不是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吗？
不不不，绝不能如此！故事及其背景太过逼真，以至于让读者错以为确有其事，这恰恰是纳博科夫最不希望看到的。他在《文学讲稿》里明确说：
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
在过于长久且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下，读者们打开一本书，除非看到兔子会说话、小男孩懂魔法、长着3只眼睛或4张嘴巴的外星人，否则他们就会默认书中的故事与现实事件是对应的关系。
👆纳博科夫：不会真有人以为小说都是真的吧？
现实主义文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普通人心中的“现实世界”早已蒙上了成见、常识、“想当然”的尘埃。原本生动的、变化的世界被掏空了内容，只剩下一些无聊的空壳和标签。
一旦读者默认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会迫不及待地用心中“想当然”的成见、常识、道德去臧否书中的人物。他们一边读着小说，一边把这个人物归为“荡妇”、把那个角色视作“渣男”。作家的精心构思和谋篇布局通通被忽略，精彩的故事最后成了成见、常识和道德的佐证，让后者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好吧，朋友，既然不想在小说里“打开新世界的大门”，那一开始又何必打开一本全新的小说呢？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一开篇就写得很清楚：
但是，谁要是带着先人为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书了。拿《包法利夫人》来说吧。如果翻开小说只想到这是一部“谴责资产阶级”的作品，那就太扫兴，也太对不起作者了。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得越周密越好。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我们只有仔细了解了这个新天地之后，才能来研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
“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很显然，纳博科夫这是在对读者——同时也是对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不是一味地迎合读者的趣味，写那些人人皆知的老掉牙故事。
假设作者不需要费尽心思虚构一个全新的世界，读者也不用费尽心思阅读，岂不是皆大欢喜？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纳博科夫借用了一个俄语词汇来形容这些懒得动脑筋的作家或者读者——poshlost：
如果我们想揪出现代文字中的poshlost，我们就必须到以下这些东西里面去找：弗洛伊德的象征主义、老掉牙的神话、社会评论、人道主义的要旨、政治寓言、对阶级和民族的过度关心，以及大家都知道的新闻报道里的老一套。“美国不比俄国好多少”，或者“德国的罪孽我们全都有份”这一类的概念就是poshlost在作怪。
如果非要翻译，poshlost可不仅仅是“庸俗”这么简单，还包含了平庸琐碎、附庸风雅、精神世界贫乏空洞等特点——那么，是否可以姑且称之为“恶俗”？
仔细想一想，纳博科夫所谓的恶俗（poshlost）和昆德拉的媚俗（kitsch）倒是有些异曲同工的地方。如果说媚俗（kitsch）是自欺且欺人，那么恶俗（poshlost）就是内容创作者与内容消费者之间心照不宣的合谋了。实际上，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对poshlost之类的现象也有精妙的概括，他称之为“简化的蛀虫”：
伴随着地球历史的统一——上帝恶毒地允许这个人文主义的梦想实现——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眩晕的简化进程。确实，简化所统领的白蚁大军长久以来一直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成一副由淡淡回忆组成的骨架。但是现代社会的特性像恶魔似的，又强化了这个诅咒：人的生活被简化为它的社会功能；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而这些事件又被简化成一个戴着有色眼镜的诠释；社会生活被简化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又被简化为仅仅是地球上两大强权的对立。人置身于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旋涡里，在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宿命式地黯淡了，存在堕入了遗忘之中。
昆德拉还进一步提出来，正是因为世界被简化成一个个空壳，小说才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且珍贵，因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一个真正能够理解文学艺术的读者，不会想当然地、轻而易举地对事物下判断，尤其不能容忍自己被成见、陈词滥调、空洞的口号控制大脑。
在最近的《十三邀》节目里，许知远和上海作家金宇澄对话。金宇澄在采访中说：
我们的年轻的读者，对“三观不正”特别敏感。还有一个最不好的词，“渣男”这个词特别不好。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东西，这个也“渣男”，那个也“渣男”，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就去涵盖它，实在是太幼稚、太可怜了。
的确，就拿纳博科夫非常喜爱、经常用来举例的《包法利夫人》，不就可以简化成“家庭妇女出轨”的故事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一样。
今天写这篇文章，本来是给纳博科夫庆祝生日的，没想到先是聊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聊到了昆德拉、金宇澄——毒舌老纳反倒成了陪衬了。
但是阅读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在作家与作家之间，有一条条隐秘的、曲折的草蛇灰线。阅读这些作家费尽心思写出的复杂的、精彩的作品，挖掘出这些伟大头颅之间的相同之处，也让自己的思想观念时时活跃、更新，不正是阅读的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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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赵君. 探寻“现实”的本真内涵——论纳博科夫“后现代式”现实观. 外国文学评论. 2008. 04. 72-79.
刘佳林. 纳博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外国文学评论. 2010. 02. 87-99.
聂丽珠. 《文学讲稿》和纳博科夫. 广西师院学报. 1994. 03. 38-43.
4·23世界读书日是为了庆祝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生日而设立的。这一天，“译文号”旗舰满载着书籍、文创产品与精彩的活动，来到莎翁的故乡——英国埃文河畔小镇斯特拉特福，参加盛大的游园会！在“明星巡行”专区可以找到纳博科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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